（十一）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9]因此，行政机关既不能随意加重处罚，搞运动式执法，试图达到杀鸡儆猴的社会效果。
[57]廖义男认为，行政罚裁处之目的，乃欲使受处罚者心生警惕，避免再为违法行为。（一）报应论的主要地位及其相关理由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仍然应当以报应论为主要目的，预防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作为次要目的加以补充，但仍然应当加以限缩。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8条设置的限制条件是所得之利益超过法定罚锾最高额者，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此时，没收是为了预防未来违法行为发生，而不是打击过去的违法行为。五、本文的选择 综上，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处罚目的有两种：报应论和预防论。
如果行政处罚只是面向过去的违法行为实施制裁，是为了通过法律责任为违法行为设置后果，从而为行为人创造在事前放弃违法行为的激励，[11]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证明标准就必须从严要求，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除了依法设定之外，预防论下的处罚行为还必须设定额外的行使规则，从而做到依规行使。如果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进行统治，那么就是僭主制。
中华新文明真正奠基于毛泽东，他吸收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的。社会主义的国体是党国还是党导国？党国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君主制，是新封建主义，统治者处于家长的地位。在易永胜博士的主持下，大家各抒己见，读书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社会主义 党导立宪制 。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此理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从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我与他们不同，我首先思考的是：如果一个东西长期存在，那么它为什么存在呢？这样的思维模式实际与社会学的方法相同，是基于事实的。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016年，自由主义故事也彻底破产了。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在英国如日中天时，为无产阶级伸张正义的马克思连吃饭都成问题。中华新文明的道统是人民民主，中华古文明的道统是儒家贵族。
英国做过两次民意调查，票选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排第一。关系契约以诚实信用原则而非自由原则为基础，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变革型领导要反映被领导者的意愿，党导民主制的核心是民主制，领导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能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意愿对立起来。魏甫华指出，这篇报告是柯教授对这些年来的一些研究作出的比较集中的表达，是他对目前学术界或者说现实界不少问题的反应，甚至是质疑。
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公意契约只能由部分人自愿形成，不可能由全体国民形成，党的道德契约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
其次，任何国家都面临外界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外部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内部有投降主义的各种压力。可以说，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我的核心方法实际是实效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从事实到规范的思维，既研究事实发生了什么，又研究事实中有哪些东西是正当的、应当长期坚持的。二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方面，柯教授强调不能一谈中国特色就往中国古代找理论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从人类发展史看中华新文明 柯华庆教授提出，历史学家赫拉利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类能够通过语言来虚构故事，这些故事像胶水一样将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通过合作组成超越现实社会关系的组织。即使在偶然条件下签订了契约，这个契约只能约束原始的签约人，不能约束他们的后辈，同时，几乎时时刻刻都需续签的成本是高昂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第三点就是柯教授对一些概念的界定和判断太过简单化和武断化，有时可能是太强的情感和价值偏好覆盖了学术上的论证。柯华庆教授基于对已有国家契约论的批判提出了社会主义契约论。
既要有科学依据，也要符合人类的美好期待。其次，契约论在政治上不可能。
中华新文明与中华古文明的区别在于中华古文明是两个一层楼，中间没有互动。我的目标是根据事实建构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从来没有想过讨好哪些人，我面对的是左右两方面的压力。
我粗听下来，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政治需要区分张扬的群体和节制的群体。新时代吸收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人民民主法治，中华新文明逐步定型。国家契约论在被休谟和边沁批倒后两个多世纪几乎销声匿迹。就社会价值而言，中华新文明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中华古文明则是皇帝、儒家贵族与老百姓的两极分化。
现在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没有完整独立的概念体系，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如果我们还要沿用资本主义法治的概念，那就只能困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变革型领导，与资产阶级政党是交易型领导不同，进行变革型领导的领导者要反映被领导者的意愿，把被领导者的追求与领导者的追求结合起来，同时作为领导者提升被领导者的境界。
列宁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苏联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柯教授对很多概念的界定，如文明、政体和民主，在目前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看来是有争议的。
此系列读书会起源于柯华庆教授在深圳大亚湾写作时与易永胜博士的交流，参加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党导民主制的党是领导党，领导党从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选出在德、知、能上的先进分子，保证其民主性和先进性。
柯华庆教授认为这三种国家契约论都不符合事实。我长期从事数学、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坚持实证的科学思维。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其内容是从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取得政权到党领导人民通过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柯华庆教授回应道，这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我的基本方法论是从事实到规范。
我的预测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本家想挑战政权无异于蚍蜉撼大树，社会主义体制就决定了资本家和权贵是被节制的。比如其三主体分析法，将社会主义总结为民主君主制，虽有创意，但是仍需要回答民主君主制中最强者与弱者如何联合、联合过程中利益怎么保持一致、弱者团体中利益有没有分化等问题，尤其需要回答为什么与民主贵族制相比，民主君主制有天然的先进性。
而社会主义是党导国，领导党与被领导的人民之间类似于兄弟关系。然而，罗尔斯通过契约论得出来的正义原则依赖于无知之幕假设，而这个假设是特设性的。
我认为，作为国家而言，政治权力应该最大的、不容挑战的。第四，契约论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持续的。